细分起来，身边有许多 “谜团”，虽说很熟悉，很通俗，人们也找不到明晰地生活答案。不如逐个儿抚摸一遍，身前身后的“五大谜团”吧。

（一）“运动”有啥特殊？

小时候，我在北平上小学，就知道什么叫做“运动”。比如，上体操课，叫体育运动课，体育运动、比赛会就叫运动会。我练过几百米长跑，跑不够快，不敢参加运动会。1935年，我在弘达中学上到高中，曾主动参加过“学生运动”，叫做“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是北京学生为反对国民党当局和日本勾结，妄图实行所谓“华北自治”而组成《北平学联》，从当年12月9日开始，举行全市学生的抗议游行运动。那是和体育运动不同的政治运动了。那时，我为“学联”画宣传画。当时，国民党蒋总裁的军队已经从北方撤走，由宋哲元的29军担任保安，其中有“大刀队”。我在游行中被大刀砍伤脊背，血染棉衣，至今伤痕犹在。我画的宣传画里，记得有一张画的就是一把血淋淋的大刀，标题——《中国人的刀，哪国人的血？！》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不断发动政治运动， 如 “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还有声名赫赫的“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运动属于斗争的运动，新中国建立时，我已是大学毕业，曾从事化工研究四年。后改业，从事漫画创作两年。当时，我已是31岁的中年人了，恰在报社任美术编辑。“文化大革命”时，我已48岁。在编辑部美术小组里，别人大都是20岁上下，称为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此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政治运动”意在排除异己。那时，我已被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我所有资产，从来都是和别人一样的工资，收入比许多无产阶级领导人还少，但在运动中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非党员。在我们工作小组党团员中，便成为“异己分子”。

“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我曾检查过：的确私用过公用信封信纸。“肃反”是反胡风先生，按说，他是作家，多年后才平反。我不认识胡风，与他毫无关系。但在批斗会上，我还是会成为目标，成为被批斗对象。别人虽然知道我和胡风毫无关系，但从报上评论，知道胡风朋友多，说他们有“组织”，于是，揭发我的组织活动。小组里都知道，我和陈今言是夫妇，天天在一起；我又和钟灵合作漫画多年，合作总是在一起的。常在一起，于是，就会疑有“组织”，于是，就批我们三人的“组织”活动，有人揭发钟灵曾带我进入中南海。中南海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不应该把我带进去的。接着，要钟灵作检讨。但事后我依然常进中南海，因为我与钟灵合作漫画，都是在他家里画的，他家就在中南海里面。这次对我的揭发批判也算完成任务了。

1957年，我写过一篇讽刺杂文《过堂》，不料“反右”时，一切讽刺作品都被划为“右派”作品，幸而，文艺部领导手下留情，没划我“右派分子”，仅存档，我也不知。这就比因此而被划为 “右派分子”，被判处20年远地流放酷刑的漫画家廖冰兄、丁聪、李滨声等人，还幸运得多。

1966年，上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艺部原领导那时已调职离开报社。美术组新领导年轻，个人创作业务和我一样。组内其他成员，是同样年轻的党员和共青团员。我年长，是大学毕业生，漫画创作经历久，级别、工资较高，但非党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自然是被领导，在政治运动中也会成为运动对象的。在这次政治运动中，革命对象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报社内各部领导人——自然均属党员，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名，都被划为“牛鬼蛇神”。

在我们工作小组中，大多是党员、团员。我所处地位仿佛异类。我曾对小组领导提出过工作上的意见，不料，此人平时对我这样的 “非党员知识分子”一向轻视，立即写大字报进行反驳，并对我大肆人身攻击，又在旧时报纸上，从数百张时评、漫画中，找出一张评两党内战的漫画，硬说是“反党”漫画。组内党团员们跟着写大字报群起向我围攻。他们还从档案中找出我在1957年写的杂文《过堂》来，以“漏网右派”，“反动文人”罪名，把我当作革命对象，也划为“牛鬼蛇神”，进行批斗后，和各部被划为“牛鬼蛇神”的众领导人，一同押进“牛棚”强迫监督劳动。报纸需出版，于是不久，各部众领导人都被解放，恢复原领导职务。我非党员，无领导职务，于是，继续监督劳动达10年之久。我的妻子——漫画家、共产党员陈今言，因此，不幸英年早逝。在远地流放10年中，我全家人无家可归，生活在劳动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