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里·库克后现代主义档案学思想根源

特里·库克（1947—2014）虽是加拿大档案学家，但他的专业地位和影响早已超越国界，成为北美乃至国际档案界普遍尊崇和敬仰的档案大师，其开创性的档案思想也对我国影响深远[1]。特里·库克于1969 年至1977 年先后求学于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卡尔顿大学、皇后大学，分别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从求学经历来看，库克的专业一直是历史学。而历史学作为一种叙事科学也最先被后现代主义思潮所波及，这也为其日后对于档案学的后现代主义诠释埋下了种子。在其工作生涯当中，库克曾于加拿大国家档案馆从事档案的鉴定和处置工作，而后又担任多部学术杂志主编及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历史系档案学的客座教授，可见库克在档案实践和档案理论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正是深厚的史学修养为库克档案学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丰富的实践经历为他档案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土壤，长期的学术编辑经历使他对档案职业中存在的问题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加拿大独具特色的档案理念及做法为他开辟了理论研究的发展空间[2]。

后现代主义发端于20 世纪40—50 年代、传播于60—70 年代、盛行于80 年代之后[3]。20 世纪90 年代，一些后现代主义学者将关注的焦点转向档案，其对档案内涵以及档案起源的讨论将档案学拉入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大潮之中，著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于1996 年出版的《档案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4]。

生活在一个时时处处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挑战的世界中，档案人员也开始反思他们的理论与实践。首先关注到受到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档案学家是加拿大的布莱恩·布罗斯曼（Brien Brothman）和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5]。布莱恩·布罗斯曼在1991 年发表的文章《价值的秩序：探索档案实践的理论术语》（Orders of Value:Probing the Theoretical Terms of Archival Practice）以及1993 年发表的文章《限制又限制：德里达的结构主义与档案制度》均提到了“后现代主义”。尤其在他1999 年发表的文章《衰落的德里达：正直、张拉整体，以及结构主义中的档案保存》（Declining Derrida: Integrity,Tensegrity,and the Preservation of Archives from deconstruction）中，布罗斯曼对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档案热》（Archive Fever）进行了探索性的讨论。

二、特里·库克后现代主义档案学思想内容

同为加拿大籍的特里·库克也逐步发觉后现代主义对于传统档案学的影响，并将后现代主义总结为档案职业范式转换的基本原因之一。库克于1994 年发表的文章《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观念：后保管与后现代主义社会里信息与档案管理中面临的一场革命》中提出了“后保管”的观点，并在第五部分中论述了“后保管”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这些观点在他1997 年发表的文章《过去是开场白：自1898 年以来的档案思想史，以及未来范式的转换》（What is Past is Prologue: A History of Archival Ideas Since 1898,and the Future Paradigm Shift）中得以延续。在这篇文章中，特里·库克谈到档案人员不应忽视后现代主义对于档案学范式转换的影响，并且认为“后现代主义”与保管载体的变化、文件数量的激增等应成为档案学范式转化的基础。在1996 年中国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的开场演讲《1898 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的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中，特里·库克也提出了他对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档案学的质疑：档案人员在建造记忆宫殿时是怎样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的呢？档案人员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什么样的设想、观点、概念、策略、方法和实践呢？为什么采用它们？又为什么发生这些变化？我们为什么样的统治政权服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呢？是什么社会力量影响着我们的认知模式……[6]

他于2001 年发表的《档案科学与后现代主义：旧意新解》和2002 年与琼·施瓦茨合作的《档案、记录与权力：从后现代理论到档案现象》更是直面后现代主义对于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冲击。他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使我们开始反思档案和档案工作者以及档案职业的理论假设，重新审视这些思想是如何塑造我们的身份认同以及我们在社会中的作用的。

通过文献梳理，本文将特里·库克的后现代主义档案学思想总结为以下三个部分。

1.后现代主义对档案的本质属性发起挑战。后现代主义者对档案的本质属性，即“原始记录性”提出疑问。众所周知，档案是在规范业务活动中产生的，是沟通过去与现在、沟通历史与现实的最真实、可靠的媒介。而后现代主义学者认为，档案在生成之初就是有意识的构建品，虽然这种意识可能通过半意识甚至是无意识的社会行为模式、组织过程来体现。正如特里·库克在第十三届档案大会上谈到：“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学家十分审慎地看待历史进程，他们认为社会记忆和历史并不是偶然形成的。就如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Goff）提到档案的记忆和政治功能时说到：‘自古以来掌权者决定谁可以说话，谁必须保持沉默，在档案材料的保管上也是如此。’”[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