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研究

身边的五大谜团

 

细分起来,身边有许多 “谜团”,虽说很熟悉,很通俗,人们也找不到明晰地生活答案。不如逐个儿抚摸一遍,身前身后的“五大谜团”吧。

(一)“运动”有啥特殊?

小时候,我在北平上小学,就知道什么叫做“运动”。比如,上体操课,叫体育运动课,体育运动、比赛会就叫运动会。我练过几百米长跑,跑不够快,不敢参加运动会。1935年,我在弘达中学上到高中,曾主动参加过“学生运动”,叫做“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是北京学生为反对国民党当局和日本勾结,妄图实行所谓“华北自治”而组成《北平学联》,从当年12月9日开始,举行全市学生的抗议游行运动。那是和体育运动不同的政治运动了。那时,我为“学联”画宣传画。当时,国民党蒋总裁的军队已经从北方撤走,由宋哲元的29军担任保安,其中有“大刀队”。我在游行中被大刀砍伤脊背,血染棉衣,至今伤痕犹在。我画的宣传画里,记得有一张画的就是一把血淋淋的大刀,标题——《中国人的刀,哪国人的血?!》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不断发动政治运动, 如 “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还有声名赫赫的“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运动属于斗争的运动,新中国建立时,我已是大学毕业,曾从事化工研究四年。后改业,从事漫画创作两年。当时,我已是31岁的中年人了,恰在报社任美术编辑。“文化大革命”时,我已48岁。在编辑部美术小组里,别人大都是20岁上下,称为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此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政治运动”意在排除异己。那时,我已被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我所有资产,从来都是和别人一样的工资,收入比许多无产阶级领导人还少,但在运动中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非党员。在我们工作小组党团员中,便成为“异己分子”。

“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我曾检查过:的确私用过公用信封信纸。“肃反”是反胡风先生,按说,他是作家,多年后才平反。我不认识胡风,与他毫无关系。但在批斗会上,我还是会成为目标,成为被批斗对象。别人虽然知道我和胡风毫无关系,但从报上评论,知道胡风朋友多,说他们有“组织”,于是,揭发我的组织活动。小组里都知道,我和陈今言是夫妇,天天在一起;我又和钟灵合作漫画多年,合作总是在一起的。常在一起,于是,就会疑有“组织”,于是,就批我们三人的“组织”活动,有人揭发钟灵曾带我进入中南海。中南海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不应该把我带进去的。接着,要钟灵作检讨。但事后我依然常进中南海,因为我与钟灵合作漫画,都是在他家里画的,他家就在中南海里面。这次对我的揭发批判也算完成任务了。

1957年,我写过一篇讽刺杂文《过堂》,不料“反右”时,一切讽刺作品都被划为“右派”作品,幸而,文艺部领导手下留情,没划我“右派分子”,仅存档,我也不知。这就比因此而被划为 “右派分子”,被判处20年远地流放酷刑的漫画家廖冰兄、丁聪、李滨声等人,还幸运得多。

1966年,上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艺部原领导那时已调职离开报社。美术组新领导年轻,个人创作业务和我一样。组内其他成员,是同样年轻的党员和共青团员。我年长,是大学毕业生,漫画创作经历久,级别、工资较高,但非党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自然是被领导,在政治运动中也会成为运动对象的。在这次政治运动中,革命对象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报社内各部领导人——自然均属党员,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名,都被划为“牛鬼蛇神”。

在我们工作小组中,大多是党员、团员。我所处地位仿佛异类。我曾对小组领导提出过工作上的意见,不料,此人平时对我这样的 “非党员知识分子”一向轻视,立即写大字报进行反驳,并对我大肆人身攻击,又在旧时报纸上,从数百张时评、漫画中,找出一张评两党内战的漫画,硬说是“反党”漫画。组内党团员们跟着写大字报群起向我围攻。他们还从档案中找出我在1957年写的杂文《过堂》来,以“漏网右派”,“反动文人”罪名,把我当作革命对象,也划为“牛鬼蛇神”,进行批斗后,和各部被划为“牛鬼蛇神”的众领导人,一同押进“牛棚”强迫监督劳动。报纸需出版,于是不久,各部众领导人都被解放,恢复原领导职务。我非党员,无领导职务,于是,继续监督劳动达10年之久。我的妻子——漫画家、共产党员陈今言,因此,不幸英年早逝。在远地流放10年中,我全家人无家可归,生活在劳动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