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右起第二位是吴宝康，第六位是吴玉章，第七位是曾三；第二排右起第五位是陈兆祦。

父亲从19岁开始，一直到辞世，所有的经历几乎都与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密切相连，被誉为“新中国档案学科和档案学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

新中国之前，档案学教育零零星星，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创了档案高等教育和学科。如今，档案学教育遍及全国，档案学科枝繁叶茂，档案学研究刊物和成就硕果累累，从学士到硕士、博士，一批批人才走向社会。在先父的遗物中，有一个沉重的档案柜，里面保存了1950年到2016年的各类文件、书信、证明、照片，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代中国档案学教育和学术研究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发展历程。

说到档案学教育与研究，首先就要提起中国人民大学，而先父在这里学习、生活、工作整整64年。1952年10月，他从上海进京，来到人民大学，自那以后直至逝世，为建设人民大学档案学教育付出了所有心血。

一提人民大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其实，人大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甚至在复校后的一段时间里，其学科设置更是独树一帜，那时设立的一些系和专业，绝无仅有，对当今很多青年一代来说，更是闻所未闻。这些系与专业的设立直至后来的一步步演变，无不与新中国的脚步息息相关，在时代的波澜中起伏，在社会的大潮里激荡。人民大学被撤销与再被恢复，更是真切表现出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风向和教育走向，在中共历史研究中留下了难得的一笔。

开启于人民大学的中国档案学高等教育，是人大不同于其他大学的一大亮点，可谓自立于新中国高等院校之林。开办这样的教育，不但是新中国建设的急需，也体现了当时苏联对华的重要影响，同时还是近现代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

近两个世纪里，欧美各国都先后开创了档案学教育和学术研究。在新中国的各段历史时期，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无论效法前苏联还是摒弃“苏修”，无论自说自话还是对外开放，档案学教育与研究都能长盛不衰，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就更是惊人。这足以说明，20世纪50年代初从人民大学起步的中国档案学教育与学术研究，与人类社会发展同步，与近现代文明同步。

十九岁那年，跨入档案界

父亲陈兆祦1931年11月出生在江苏嘉定县（现上海嘉定区）娄塘镇，先后在县城的勤业中学和镇上的中光中学就读。由于家境贫寒，为了能早日就业，父亲又考上了上海中华职业学校高级商科，读书时，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和地下学联，1949年5月后还担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职业学校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就在临近毕业前几个月，因为上海新政权急缺各方面的人才，父亲离开了学校，被调入中共中央华东局暨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处，父亲熟悉中英文打字，便被分配在文印股。后来，这两个部门分署办公，父亲就进入了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处档案资料科。这一年，父亲19岁。

1950年4月，父亲所在单位要求所属人员都写出“编年纪事”，将自己的家庭成员、家庭经济情况，还有自小学毕业后的所有经历以及思想变化、结识了哪些人、加入过哪些社团，事无巨细，按年记录上报，每一阶段还需写下证明人。

这份68年前的草稿，纸张已经发黄，有的字迹模糊，夹着草稿的是统一印制、连为一体的封面和封底，封面有红五星加一红色横道，有钢笔书写的“编年纪事”，还有书写人姓名、单位、职务，阴历和阳历的出生年月，书写日期是1950年4月20日，字迹工整，父亲手书。草稿共五页、十面，每面密密麻麻，纸张可能是废弃的打印纸，所以边缝还有“朱总司令所颁”的繁体字样。

在这五页纸内，我详细了解了父亲从少年至青年的经历，每一成长阶段的所思所想，也知悉了祖父母的家庭情况，当然更从中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

祖父的家境原本殷实，不仅家有良田近百亩，而且还在上海的公司里当会计（账房先生），但自从他中风偏瘫后，家道中落。我的曾外祖母本是祖父家里的佣人，所以一家都与祖父熟悉，祖父断弦，曾外祖母的女儿——我的祖母，便成为续弦。这种由原配、继室先后形成的大家庭，各类纠纷自然难免。尤其在祖父病倒后分家，自幼一目失明的祖母带着年少的父亲更是饱受欺凌，不得不靠变卖家产艰辛度日。祖父去世后，她只能外出帮佣，才能抚养我的父亲。如此家境，对父亲心理的影响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