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研究

新形势下城市轨道交通档案信息化建设问题探究

 

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在业务模式重构加快、新旧动能转化加速的数字化转型时期,全球疫情的常态化加快了“新基建”政策的全面布局,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明了发展高速化与建设智能化的方向。据统计,截止到2019年底,我国内地累计有40个城市投运城市轨道交通线路6736.2公里,60多个城市正在开展城轨道交通规划、审批等前期工作[1]。我国轨道交通事业进入发展快车道,进而对轨道交通档案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正在中国大地几乎所有的省会城市及二级城市全面展开,工程项目投资大、规模大,产生的档案数量大、速度快”[2],过去效率低下、成本过高的传统档案管理模式已难以满足现行工作需要。面对新形势,一些城市进行了较为成功的探索,如北京地铁设计研究所自行研发了地铁科技档案管理系统,促进了地铁档案管理的自动化[3];广州地下铁道总公司制定了档案信息化制度体系,建立了档案一体化管理平台[4]。但总体而言,我国大部分城市轨道交通档案的信息化程度仍比较低,许多城市轨道交通集团的档案工作还是以纸质档案管理为主,轨道交通档案信息化建设任重而道远。如何抓住新形势下的历史机遇,推动档案工作跟上轨道交通行业发展步伐是一个亟待思考和应对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从阐述新形势下轨道交通档案管理信息化转型的必要性出发,调查并分析了轨道交通档案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以探求可行性策略来加快轨道交通档案信息化建设。

二、新形势下轨道交通档案管理信息化转型的必要性

(一)应对传统轨道交通档案管理方式变革所需

在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数据驱动型社会,轨道交通集团管理和业务工作的内容、形式与成果的数字化比重快速增加,档案管理手段与方法亟待变革。一方面,传统档案管理方式的弊端已经显露。依靠人工对纸质媒介进行信息录入和存储,难以得到足够的人力、物力倾斜而做到标准化管理,容易造成档案损毁、信息丢失、工作效率低下。而且传统档案管理模式侧重后端管理,大量资料在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相关部门之间来往,易脱离档案部门掌控,使档案管理工作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另一方面,新形势呼唤新的档案管理方式。当下数字技术设备广泛应用于地铁工程项目规划、勘察、建设到验收的完整过程,产生的海量档案信息需要在项目完成后短时间内实现归档、存储。同时在新基建政策语境下,新一代信息技术如5G、人工智能等将深度融入轨道交通建设,未来轨道交通档案信息的复杂性、多样性将大大提高。

(二)提升轨道交通档案资源开发利用能力所需

对于集团而言,轨道交通档案信息化有利于企业业务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轨道工程检查、工程审计、工程结算、业务查考等诸多事务的工作效率。如轨道工程档案在线上平台实现集中整合后,能更方便地用于线路开通前的安全检查,帮助集团及时进行风险评估、管控和排除。对于社会而言,运用信息化手段激活轨道交通档案资源并向社会展示,能起到科普地铁知识、提高社会认同的作用,能“使大众增加对地铁建设艰辛过程和运营安全管理及服务的理解,认识地铁对于完善城市功能的重要性,从而给予地铁更多的包容和支持”[5]。对于国家而言,轨道交通档案作为国家档案资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纳入国家档案库中[6],对轨道交通档案进行信息化、标准化、数据化加工则是移交的必要前提。因此,有必要通过信息化手段在轨道交通档案资源和企业、社会与国家利用之间搭起桥梁,发挥出轨道交通档案所蕴含的巨大价值。

(三)推动信息共享以助力城市数字生态圈构建所需

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不断推进,其中智慧交通作为搭建智慧城市的重要环节,已进入网络化发展阶段。2019年9月我国发布《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指出要“建设城市群一体化交通网,推进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融合发展”[7]。疫情期间,上海地铁利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联合相关单位成立“疫情防控大客流对策部”,在持续的信息共享中取得了疫情防控和安全运营的双重胜利[8]。打破轨道交通的信息壁垒,实现轨道交通数据流通共享乃大势所趋,档案信息自然也包括其中。在微观层面,轨道交通档案信息化能为业务系统内的信息共享提供基础支持,推动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内部的全面互联和集约整合。在中观层面,整合区域内轨道交通档案数据,能促进行业系统内轨道交通档案信息跨部门、跨地区合理利用。在宏观层面,轨道交通档案信息并入数字城市生态圈,能为智慧城市的决策过程提供整体性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