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 数字人文已经成为信息管理学科和人文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并呈现出“显学”之趋与“实学”之势，2018 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大数据视域下数字人文研究” 议题的发布便是有力证据之一［1］。 2004 年《数字人文指南》出版标志着“数字人文”名称正式确立，数字人文相关研究开始在国外学术界盛行［2］；2009 年，王晓光教授发表学术论文《“数字人文”的产生、发展与前沿》，将数字人文的概念引入国内［3］。 最近十年，数字人文的研究和实践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研究者的构成涵盖了高校、研究院所、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等各个机构，研究人员不仅局限于信息管理学科，来自历史学、文学、地理学、艺术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者也不在少数。与数字人文有关的各种学术会议、学术组织、建设平台、研究项目、专题讲座、学术期刊专题以及数字人文线上及线下课程层出不穷， 研究景象热闹非凡，令人目不暇接。

由“人文计算”演化而来的“数字人文”在数据不断迭代与媒介日渐更新的今天，已经在文学、历史、社会学、信息管理等人文领域开疆扩土［4］，作为信息管理学科的分支与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重要组成部分的档案学［5］，自然也应成为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基地。 档案学领域已经意识到数字人文应用的前景， 开始有意识地讨论数字人文与档案学结合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山西档案》杂志社于2019 年10 月发布了“档案与数字人文研究”专刊征稿启事；《档案学通讯》 杂志社则将“数字人文与档案” 主题划入2020 年重点征稿范围；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在档案学领域共资助了4 项与数字人文相关的基金项目。由此可见， 档案学界对数字人文研究的关注热度也与日俱增。 然而，赖茂生［6］教授认为数字人文在图情档学科受到追捧，却是源于顽固、严重的跟风基因的又一次重现，是对学科核心知识的持续性忽略，是对学科本源的进一步挑战。

数字人文研究井喷式的发展速度很容易让站在数字人文门外的学者走入误区， 认为数字人文不过是和以往不太成功的研究热潮类似， 难以有深层次的成果出现，进而冠其以“跟风”名号。笔者认为数字人文于档案学研究而言，是一次“机遇大于挑战”“收益高于风险”“创新不忘本源”的有益尝试。诚然，“跟风论”的担忧如同警钟一般，警示着数字人文视角下的档案学研究只有摆脱跟风基因，才能正其轨、明其道。因此，我们急需对“跟风论”产生的根本性原因进行深度溯源，进而厘清“数字人文”与“档案学”之间的关系， 最终促进数字人文视角下档案学研究的可持续性发展。

2 问题溯源——探寻“跟风论”的提出场景

“跟风论”的提出并非偶然，也绝非空穴来风，笔者通过文献阅读及梳理，发现“跟风论”是基于内、外两个场景而提出的（见图1）：外场景是表象原因，即“跟风论” 是由过往其他跟风类研究热潮类比而来的；内场景是根本原因，即“跟风论”源于诸多学者对数字人文这一研究的理念及范式抱有担忧与不自信的态度。 由于外场景本文已提及，此处不再赘述，笔者对国内外质疑、 反对和批评数字人文研究的代表性的观点进行提炼， 归纳出内场景主要包含数字人文理念、工具、需求和产品四个维度，这也是学者们对数字人文研究产生的负面情绪的集合。

2.1 理念维

理念维主要表达了数字人文研究在理念层面存在着模糊化、幻想性、欺骗性和游离化的四重陷阱的观点：（1）数字人文至今为止，仍未出现学界内公认的、权威的、标准化的概念，且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处于一个不断扩大的危险状态，概念边界的不断模糊化令人感到不安［7］，使得许多传统化研究也冠以“数字人文”的名义进行推广［8］；（2）数字人文会弱化人文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其研究理念仅仅只能停留于幻想层面，否则，就会损害人文学科的健康发展［9］；（3）虽然数字人文概念尚未厘清，但“数字人文的目的是用数字手段来回答人文领域的问题”的论述却十分常见，有学者认为这种论述是带有欺骗性的虚假承诺，在他们看来， 数字人文只能回答计算机程序所涵盖的问题， 无法批判性的阐释人文领域的研究问题［10］；（4）数字人文范畴与理念的扩大化和不确定性，导致数字人文研究呈现出游离态的现象， 即浮于表面的“术”，而未落地生出具体人文学科专业的“根”［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