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中国没有建立自己的"古人类学”主题。虽然黄仁望在1914年编辑《史学研究方法讲义》时已经提到了古代文献学（这是侯旭东先生受益的结果），但只是对日本古代文献学内容的摘录和介绍从那时起，这对历史学家产生了影响。最小。直到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古史研究所）几位研究古文献的年轻同事发起了“古文献研究班”，拉开了“古文献研究班”成立的序幕。中国古代文献学”。 2012年，首届“中国古文献学术研讨会”在历史研究所召开，标志着“中国古文献”正式成立。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文献研究”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古文献”得到了学术界的支持和国家的认可。到2020年底，该项目将大致完成，2021年3月1日召开闭幕会，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初步成果。

关于《中国古代文献学》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支持后的进展和成果，已有文章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结合个人研究，谈谈《中国古代文献学》的研究特点和未来发展。

所谓“中国古文献学”理论主要包括对“文献”、“古文献”、“古文献学”、研究性质的探索和界定。 “古代文献学”的对象、范围、视角、方法、特点，以及与档案学、古代文献学、历史文献的区别。

我曾在《关于“中国古代文献学”的几点思考》中指出，古代文献学意义上的“文献”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被人篡改过的原始资料。其次，它不包括各种书面或汇编的经典。第三，一般用文字书写。第四，主要是寄件人向收件人表达意图，也包括账簿等经济单据。第五，要有完整的格式。例如，法庭、诉状等文件一般应包括发件人、收件人、结尾词、日期等要素（《中国历史研究趋势》2018年第2期）。之前我在《中国古代文献研究：超越年代文献研究》中写过古代文献的定义： 中国古代文献研究主要是近代以前出土或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主要是基本不包括刻印的文件，但如果有文件的集合或文件和档案，也可能包括在内。至于材料，不管是甲骨、青铜、竹简、纸还是砖石”（《中国社会科学报》第5版，2012年7月25日）。对于这个定义，一些学者，特别是研究古代的学者明清文献，认为很多明清古文献都有刻本，所以“古文献”的定义不能仅限于“笔迹”。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我认为定义“的关键”文档”就是看它是否保留了文档格式，因为“格式”是“文档”的灵魂。如果去掉格式，文档将与文档没有区别。因此，如果刻录的文档有完整的格式或与原文献一致，似乎可以定义为“文献”。

至于“中国古典文学”与日本古典文学的异同，我认为主要有两点: 冷杉t，体现在古代文献的来源上。中国古代文献主要有出土和传世两大来源，而日本主要是传世文献。二是体现在古文书的种类上。由于权力结构的不同，日本古代文献的种类较为复杂。近来，有学者认为，保留文献铭文也是中国古代文献学的一个特点。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李雪梅的《中国古代石刻与法文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收录了战国至清末的石刻8223种，其中官文书占了比例大。例如唐、宋、金、元时期，公文占同期法定铭文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二，仅蒙元时期就有193件圣旨碑和公文.这些公文古迹完好地保存了公文格式，包括靖空、提行、印章、彩绘等，显然是古文书的原始版画。如此大规模、多地域、多次以石刻形式保存古文献，确实是“中国古文献学”的一大特色。

总之，关于“中国古代文献学”的定义和特点，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

所谓“古代文献学”视角，就是采用符合古代文献特点的视角，从文献的格式和语言、操作的方向和规则、署名印章等附属要素，以及甚至文件的物质形式。

例如，在研究诉讼文书的格式时，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由于层次不同，分别使用了“词”和“地”。 “词”的格式特点是年、月、日名称，“词”放在第一行，以提起诉讼的名称，最后是“请仲裁，诚恳发言”例程的类型。 “议”的格式特点是年、月、日的名称放在最下面，没有受理的诉讼名称。在“主题”下，以“讨论”开头，以“请仲裁，真诚”结尾，最后以“牒”为名回答。 “词”和“信息”的内容都可以称为“诉状”，后来出现了诉讼的“诉状”。这种“陈述”还包含“词”和“信息”的特点。随着“符号”的逐渐普及，“词”变得稀少，“子”逐渐被淘汰。于是，“子”取代了“词”和“子”，成为后世诉讼文书的主要类型（《敦煌吐鲁番》研究卷十四）。学术界过去对文档格式，尤其是官方文档格式做了很多研究。其特点是宋代以前主要恢复公文格式，宋元以后主要分析公文格式的复杂构成（《中国古代文书公文形式研究》总结） ”，《隋唐辽宋金元史》第9期。